高景之 (1913-1966) 
  
高景之，1913年4月23日出生于吉林省德惠县张家湾(今德惠县城)一个封建地主家庭，他们兄妹13人，高景之排行老五。其父高东研，按封建规范对子女管束甚严。从幼年始，父亲就要求她“大门不出，二门不进”、“笑不露齿，语不高声”。父亲还要给她缠足，高景之说什么也不缠，一让她缠，她就跑到亲戚家里去，终于没有缠成。其父还主张“女子无才便是德”，不让女孩念书，盼她长大后能嫁个有钱有势的主。自己也可“借荫凉”。当时，高景之对父亲的“教子之道”分外反感．她的母亲比较开通，支持女儿上学，这样她和妹妹高景新才能上学读书。高景之上学后学习成绩非常好，教师很喜欢她，劝其父亲支持女儿上学。
  
1923年至1927年，高景之在家乡读完小学，又考入吉林省立女子中学(初中部)，吃住在学校，母亲背着父亲偷偷给她一些钱，供她读书。当时省立女子中学是一所民主自由思想比较浓厚的学校。高景之在学校是一位高材生，每学期的成绩都名列榜首。她虽然是内向文雅的姑娘，但有活动能力和组织才干。该校国文先生刘刚中在学生中宣传爱国主义和妇女解放思想，对高景之产生很大影响。1928年6月，高景之参加了吉林市学生反对延长吉敦路的斗争，及12月的“易帜运动”。在运动中，高景之是女中代表，表现非常积极。
  
1930年6月，高景之以优异的成绩完成了初中学业，考入天津南开女中(高中部)。
  
1931年“九一八”事变不到一个星期，辽宁，吉林两省的广大国土就陷于日本帝国主义的铁蹄之下。蒋介石采取不抵抗政策，助长了日寇的侵略气焰。严峻的时局，在高景之的心底激起层层波澜，年仅18岁的姑娘开始了新的思考。高景之16岁在吉林女中(初中部)读书时，曾结识了吉林一中思想进步的学生武少文。高景之考入南开女中时，武少文考入上海中国公学大学部念书，俩人一直保持书信来往。在两年的交往中，共同探索、讨论着理想、前途以及文学、艺术等各种问题，使年轻的姑娘思想境界开阔了，对现实、前途的认识和选择有了清新的领悟。1932年“一·二八”淞沪战争之后，武少文(已是共青团员)因参加反帝大同盟活动被捕，并被判无期徒刑。武少文给高景之去信提出，因前途未卜，后果难料，建议断绝俩人的关系。接信后高景之坚持和武少文通信。同学为此制了个“谜语”让高景之猜：“草将枯，二人孤，非左非右，百姓更苦，”意思是说：蒋介石集团就要垮台了，你们还南一个，北一个，不能再迟疑了，否则百姓会更苦。这个“谜语”深深地启发了高景之，以致30多年后，她还牢记在心。
  
1933年，高景之高中毕业考入北平燕京大学新闻系，1934年转学北平国立清华大学。在清华大学，地下党组织负责人蒋南翔、韦毓敏(孙兰)见高景之为人心地坦荡，有“抗日反蒋”思想，就注意接触她，教育她，给她看《共产党宣言》、《国家与革命》，《辩证唯物主义教程》及艾思奇的《大众哲学》等书籍。
  
1935年“一二·九”运动爆发，高景之在学校党组织的领导下，参加“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她不知疲倦地参加读书会、演讲会、游行示威，张贴标语、散发传单等话动，积极宣传党的“停止内战，一致对外”、“打倒日本日帝国主义”的主张。
  
在抗日救亡运动中，高景之的思想发生了质的变化，1936年1月，经韦毓敏介绍，加入共青团，同年2月由蒋南翔介绍转为中共党员。当时，离景之在谈到入党动机时说：“东北沦陷，我已无家可归，我痛恨日本帝国主义．反对蒋介石投降卖国。在中华民族生死存亡的关头，我坚信只有中国共产党才能救国救民……”入党后，蒋南翔鼓励她多为党做工作。
  
高景之入党后担任了清华校刊书刊评介专栏的编辑，还被推选为“民众学校”的校长。高景之编教材，印讲义，亲自授课，工作热情肯干。
  
1937年6月，高景之大学毕业，党组织派她到上海培明中学接替罗敬章的训育主任工作。当时学校还有地下党员胡乔木(历史教师)。时值上海市人民积极支持十九路军抗日，高景之便发动培明女中的学生参加抗日救亡运动。她以自己的亲身经历，向学生讲述了东北沦陷后，人民群众的悲惨遭遇，激发了学生们的爱国热情。培明中学的许多学生参加了抗战救护队，高景之经常组织救护队进行训练，并经常把学生们组织起来读报、谈时事。
  
高景之来培明女中后，“西安事变”发生已过半年，学校教职员、学生仍在议论此事，一致认为蒋介石十恶不赦该杀!高景之、胡乔木对师生讲了中国共产党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主张，指出中国共产党和平解决“西安事变”，是以中华民族的利益为重。这些道理，使师生倍受启发，加深了对中国共产党的认识和理解。
  
高景之还经常请教师们看进步的电影、戏剧。当时，上海公演夏衍同志编写的《狼山喋血记》，高景之就约教师们一起去看。
  
1937年“八一三”，日本侵略军进攻上海。高景之因自己的党组织关系尚未转到上海，就到南京找原清华大学党支部书记方琦德接关系。之后，党组织派高景之与平津流亡学生参加国民党军委会在南京办的“战时青年服务训练班”受训。当时参加“训练班”的不少是共产党员和民先队员。共产党员有刘玉柱、叶群，王爱真、汪家玉等。
  
1937年12月13日，南京沦陷，高景之同一些人于翌年1月行军至南昌，找到新四军驻南昌办事处，被分配到“江西省妇女生活改进会”工作。该会主要任务是做战地服务，妇婴卫生工作。不久，高景之又随新四军驻贵溪办事处负责人温仰春、谭启龙领导的工作队到江西贵溪县开辟工作。该队队长是刘贵瑛，队员有高景之、刘嘉蓁、夏玉蓉等十几人。任务是，抽妇女训练10天，回去组织妇女队。
  
1939年初高景之调省妇女指导处主编《江西妇女》月刊。因这个刊物的时事论文经常请党内同志撰写，而引起国民党当局的“过问”，但几次都被雷洁琼(燕京大学教授，留美学者，当时是全国妇女指导会负责人之一)挡过去了。
  
1939年南昌告急，高景之随党组织撤到赣州，1940年初，高景之受党的派遣由江西到重庆参加宋美龄发起组织的“妇女新生活”大会。会议结束时，党组织通知她，江西形势紧张，暂不能回去。同年4月，高景之转移到广西桂林。党组织派她到桂林中心纪念学校当校长兼中学部主任。这所学校是桂系军阀干部子弟学校，规定教员必须是大学毕业。但当时一般大学毕业生都争着去做官，很少愿意做教师。我地下党便有计划地将大学毕业生中的党员派到这里，因而逐渐控制了这所学校。高景之在这里主要是掩护、转移我党重要干部和民主人士到香港，经香港到解放区，学校成了党组织的交通站。高景之善于做教师学生工作，工作又有能力，学生们很尊敬她，甚至毕业的学生还常常想念她。由于她是中学部主任兼教中学课，白崇禧的儿子、女儿都是她的学生，一直对她很尊敬，因此桂系军阀也非常信任她。在这所学校，高景之与同事朱济凡(地下党员)成为挚友，产生了深厚感情。
  
1941年3月8日，“皖南事变”后，桂林环境日趋恶化，新四军驻桂林办事处撤走。高景之、朱济凡接到刘季平(原桂林新四军办事处负责人)从苏北拚茶镇打来的电报：“布店生意兴隆，这里急需伙计，望快来!”经党组织同意，高景之、朱济凡决定去拚茶。高景之佯称去重庆和何礼(是高景之清华大学同学、要好的朋友)结婚，同朱济凡于1941年暑期，由桂林去湛江，取道香港，转上海到南通的天生港的苏中行政公署，被分配到苏中行政公署文教处作督学。
  
1942年3月8日，高景之与朱济凡结婚。上半年，高景之在苏中东台县滨海区做民运工作，发动盐民与盐业主作斗争。后来，根据党的指示，高景之、朱济凡在苏中创办了“拚茶”中学。高景之和朱济凡组织教员，利用课余时间教学生一些军事常识，派先进学生监视敌人动向，坚持上课。
  
1943年5月，朱济凡到东台县滨海区任区长，在一次伪军扫荡中被俘。高景之拖着怀孕的身子，多方奔走，跟管文蔚。陈丕显、粟裕、吴强、刘季平等联系，请党组织设法营救朱济凡。7月，高景之在朱道生(地下党员)家，  生下第一个孩子，起名“克难”，寓意是：克服困难，去争取胜利。高景之的大女儿朱克难曾说：“我的名字，妈妈留有亲笔解释‘你是冲着国难、母难、父难三难降生的’要我克服困难，长成‘坚韧不拔的人’，为祖国、为人民多做贡献。”朱济凡在狱中整整蹲了17个月，后来党组织用日本资本家清水换朱济凡等3名党员出了狱。朱济凡听说女儿已经16个月了，但身无长物，没什么见面礼，只好在回家的路边，采了一束野花，送给了女儿。
  
1945年“八一五”，日寇投降，党组织派高景之、朱济凡回东北开辟工作。高景之、朱济凡一路步行由威海乘船到东北。由苏北跨越陇海铁路时敌人戒备森严，沿途岗哨林立，部队只好乘黑夜分散通过，克难当时才2岁，坐在箩筐里，由警卫员李金龙挑着过封锁线。为了让克难不吵，高景之不停地吓唬克难“不许出声，不然老猫要把你叨走。”有的孩子因为哭闹大人紧捂着嘴，过了封锁线再放开，孩子早就没气了。当年11月底，他们到达吉林市。12月初，高景之被任命为中共吉林市委宣传部长，朱济凡任民运部长。
  
当时，局势混乱，日伪残余和国民党分子气焰嚣张，他们抢夺民财，枪杀无辜，恐吓、暗害革命者。在恶劣环境中，高景之依靠市委领导，与同志们一道，同反动势力开展斗争。高景之抓宣传，办报纸(吉林《人民日报》)、广播(吉林广播电台)宣传党的政治主张、政策以及关于我军作战消息，还报道当地的工人、妇女、青年、工商界的动态。
  
1945年底，市委派高景之和朱济凡领导新青年同盟吉林支部的工作。高景之主要抓建立、健全群众组织，成立“青年联合会”、“大学生联合会”、  “民主妇女联合会”、“劳动工人联合总工会”、“文学艺术研究会”。通过这些组织，团结、教育、争取广大工人、学生、青年、妇女，为党培养人才，积蓄力量，发展组织，壮大队伍。
  
1946年3月间，市委派高景之抓教育。她积极推动“文史学校”(时事政策讲习所性质)、“政治干部学校”及“吉林大学”的创建和发展。在这些学校里，高景之和朱济凡组织教师对青年知识分子进行马克思主义教育，教学历史、哲学和毛主席著作，使许多青年学生坚定地走上了革命道路。如贾玉芹、王文泽等人都先后参加了革命入了党，建国后成为科技界的骨干。
  
高景之还在学校和群众团体中组织青年学生通过演唱歌曲、演出话剧等文艺形式开展社会宣传工作，在广大群众中收到了很好的教育作用。
  
1946年初，高景之的母亲听说二女儿回吉林市了，就让小女儿高景新到吉林找高景之。找到后，高景之向妹妹讲了许多革命道理，并介绍她参加了青年联合会。这年“五二八”撤退时，高景之又动员妹妹到延吉军政大学学习，毕业后留校工作。
  
朱济凡曾回忆说：“老高工作很有经验，到吉林后党内职务她在我前面，工作很繁忙，但很稳健，有办法，我认为她比男同志都强，是‘女中豪杰’”。
  
1946年“五二八”我党政机关从吉林撤退。高景之随军并带领一批工人、学生从青林到五常，后来又到舒兰开展群众工作。同年1O月，高景之积极要求到前线，经有关领导同意，她带人走向前线。舒兰县委副书记马国治听说后派人在后面追，并鸣枪警告。高景之仍不停步，追上后把高景之绑回舒兰县。后来马国治觉得做得太过分，要亲自给高景之松绑，她不干，最后还是吉北军分区司令员曹里怀亲自为她松绑才算了结此事。

吉林省德惠市的明星有哪些？

吉林省德惠县张家湾名人

德惠市有名的人物
  
1946年1O月，党组织任命高景之为吉北专员公署永北办事处副主任(驻地缸窑)。缸窑离吉林很近，是通往哈尔滨等后方根据地的要道，在这里工作是非常艰苦的。他们既要接送过往干部，又要保证过往部队的粮草供应，还需时时提防国民党还乡团的骚扰。有一次，高景之和朱济凡正在缸窑小学开会，国民党还乡团的一伙匪徒突然闯到缸窑镇，叫嚷着要抓“南蛮子”的孩子(朱济凡是南方人)。
  
朱济凡和高景之立即组织同志们转移。可是女儿克难被寄放在老乡家，几天来一直发烧，幸亏警卫员和几名女同志闻讯冒着危险把孩子抢出来了。
  
高景之在任永北办事处副主任期间，还抓了永吉县北部地区的扩军、征粮、征税工作，组织接敌区群众开展对敌斗争。
  
1947年2月，党组织任命高景之为永北县委宣传部长。她积极参加领导当地的土地改革、剿匪除霸、支援前线等工作。1947年3月，南三屯召开群众大会斗争恶霸李绪山时，国民党军队偷袭南三屯。民兵们发现敌情后，分成4股伏击敌人，打死打伤敌人8人，生俘11人。事后高景之亲自写了篇《南三屯民兵》的报道，刊登在《东北日报》，宣传了南三屯民兵的模范事迹。
  
1947年，高景之的第二个女儿降生。当时我军已由防御转为进攻，高景之给孩子取名“凯歌”。
  
1948年“三九”，吉林市重获解放。1948年9月6日成立中共吉林市委青年工作委员会，高景之任市青委书记。1O月底，市青委提出“吸收团员、建立团组织”的任务。各单位党的组织派出优秀青年党员抓建团工作。同年12月9日，举行新民主主义青年团吉林市团部成立大会。
  
同时，市青委还加强了青年教育工作。通过举办“星期青年讲座”和青年工作座谈会，教育青年克服盲目正统观念。市青委通过组织团员青年参加“共产主义与共产党”的学习，增强对党的认识和对共产主义事业的信心。
  
为了克服解放初期国民经济面临的严重困难，市青委号召全市团员青年踊跃参加国民经济的恢复工作，按照中共吉林市委《关于吉林市国营工厂开展节约运动的指示》，组织550余名学生参加小丰满劳动建设队；组织2000多学生参加修建北山运动场，完成了第一期工程，为国家节省经费4000余万元(东北币)。全市各校利用休息时间组织5000多人参加劳动建设队，既培养了学生的劳动观念，又为国家创造了财富。为了使青年工人提高劳动生产率，尽快掌握生产技术，团市委在国营企业组织订立师徒合同。
  
1949年2月高景之被任命为中共吉林省委青委书记。同年被选为中国新民主主义青年团中央候补委员、全国民主妇女代表大会代表、全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代表。
  
总之，在吉林省委、吉林市委领导下，高景之领导市青委、团市委、团青委，在恢复国民经济，巩固新生政权中，紧紧围绕党的中心任务，开展各种活动，成为一支突击力量，胜利地完成了党交给的工作。
  
1950年6月，高景之调东北局青委任常务委员兼学生工作部部长。
  
1951年11月，高景之任东北工学院党委书记。1953年4月至1966年8月，任中国科学院金属研究所副所长兼党委书记。高景之还当选为中国共产党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代表、中共辽宁省第二届委员会委员、辽宁省人民代表大会代表，并被任命为辽宁省科学技术委员会委员。
  
中国科学院金属研究所，是我国冶金战线的前哨阵地，国家对它要求很高，在这里聚集着从英国、美国归来的十几位享有声誉的科学家，光学部委员就有5位。高景之是一个学文学后一直搞政治工作的女同志，最终要成为科学家的知心朋友，成为冶金方面的内行要付出艰辛的劳动。在“金属所”的14年里，高景之奋发学习，刻苦钻研，很快适应了工作的需要。中国科学院金属研究所在国外有一定声誉，在国内参与了第一个核弹试验，第一个人造卫星发射、新型飞机、717薄型炮的研制试验工作，至今同志们谈到这些时，仍然深情地怀念着他们的党委书记高景之。
  
高景之还注意培养青年科技人员，对一大批来自祖国各地的新中国大学生，她严格要求他们成为又红又专的人才，即使下厂还被经常调回来从难从严地考试，使一批科研人才得以迅速成长。
  
高景之全面贯彻党的知识分子政策，耐心细致地做科学家的思想政治工作。在“左”的思潮盛行之际，她提出了考核科技干部要“三看”，即“有家庭和社会关系问题的主要看本人，有历史问题的，主要看今天的表现，本人表现有问题的，要看问题的大小。”并提出提拔干部要坚持多标准多途径，谁干什么就侧重考核他什么的主张。对搞基础理论的主要看论文水平；对搞项目研究的，主要看实际成果；对做技术性工作的，主要看解决技术问题的能力。从而有效地调动了科技人员的积极性。她还引导知识分子在党的领导下，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把他们中间的先进分子培养成为中共党员。她非常重视加强党对科研工作的领导，坚决执行党委领导下的所长分工负责制，认真听取专家的意见，积极发挥他们的作用。对于学术上的不同意见，她坚持“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积极贯彻毛主席“自力更生为主，争取外援为辅”的方针，坚持科研为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服务的方向，积极组织力量去研究工农业生产和国防建设中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为了把科研工作搞上去，她决心变外行为内行，认真学习业务，虚心向内行人请教，积极参加有关技术业务会议，逐步取得了领导科研工作的发言权。高景之同志对科技人员的生活问题关怀备至。有一位老教授(女)深情地说：“她既是一个党委书记，又是一个母亲，人们不会忘记她为了工作4岁的女儿病死竟无暇顾及；可专家们的家庭，职工们的家庭有谁生病了她都要亲自登门慰问，有什么困难只要跟她一说，就想法解决，真正体现了老八路的作风”。高景之在政治上也是无微不至地关心知识分子。从1953年她到金属所后，那些年运动不断，而金属所十多位从国外回来的专家没有一位遭遇什么不幸，而且大多数入了党。为了保护老科学家们，高景之作为党委书记承受了极大的压力。
  
高景之在强调党领导一切的年代，坚决执行党委领导下的所长分工负责制，充分发挥正副所长的作用。在国家暂时困难期间，她坚持自力更生的方针，协助所长组织科技人员努力发展我国的高温合金和难焙合金等新材料，积极支持业务部门引进国外先进设备，以增强实验手段。60年代初期，为了加强党委对科研工作领导的预见性和科学性，她倡议成立了科研组。这个组在协助党委抓科研方向、抓战略任务、制定长远规则、检查计划执行情况以及培养新生力量等方面，都发挥了重要作用。为了解决一些重大课题的攻关，她又倡导成立了任务组，这在当时也起到应有的作用。如“川”任务组包括6个研究室，较好地解决了学科与任务，个人与集体的矛盾，保证了诸兵种联合作战，按统一计划协调动作，圆满完成了任务。她很注意及时总结经验。根据某些科研课题综合性大、协调面广、工序多、时间紧的特点，她提出了按图表作业的统筹法管理课题，为搞好综合平衡，按时完成一些重大任务，贡献了自己的才智。
  
高景之既是一位党的高级干部，又是一位严厉的母亲，对孩子从不娇惯。1961年朱克难参军后，高景之多次去信教育女儿“做事不做则已，做就一定要争先，凡事都要力争上游。”1966年高景之虽然身患严重的关节炎、腱鞘炎，仍然积极响应党的号召，带头下乡参加四清运动。有一次到大连开会，抽空到烟台海军学院看女儿，学院领导邀请她介绍四清运动，她把为什么要搞四清、四清的重大意义的道理讲得深入浅出，受到学院领导和同志们的一致好评。
  
高景之同志一贯努力学习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坚持立党为公，遵守党的纪律、联系群众，作风正派，保持了党的优良传统和作风。她不愧为忠于党、忠于人民的好党员、好干部。就是这样一位为党的事业奋斗终生，一贯忠心耿耿为人民做大量工作的无产阶级战士，也没幸免“文革”带给她的厄运。她作为金属所党委的一把手，在肉体、精神上受到了严重的迫害，但她始终坚信党会做出正确结论的。她在“文革”中给大女儿的最后一封信中说：“我几十年来为党工作，虽然有不少缺点，但我是革命的……”临终前她对刚刚13岁的小女儿说：“我是革命的，不是反革命，你长大后要做个普通劳动者。”高景之在遭受严重打击与迫害之后，不幸于1966年8月31日深夜，被逼离开了人问，终年53岁。朱济凡强忍着悲痛，轻声地嘱咐孩子：“你们的妈妈是革命的，她一生奋斗，为党为革命，宁折不屈，她的精神是永存的!”
  
“花开花谢寻常事，独有此花不寻常。花落香犹在，人去神长存。”这是一位老同志为悼念高景之写的几句话，也是对高景之一生恰当的总结。
  
原载中共吉林市委党史研究室编著《中共吉林市党史人物（二）》，东北师大出版社，1993年出版  本文作者：蒋振兰 张玉珩